清代建立后，經順治、康熙皇帝勵精圖治、掃清叛亂、發展生產，雍正皇帝肅整吏治、繁榮經濟，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局面。康熙年間，吳三桂追擊南明永歷帝入交趾，開通了緬甸翡翠進入中原的路線。乾隆年間，打通了和田玉內運的通路，促進了玉器工藝的迅速發展。于是，清代出現了我國古代玉器史上最為昌盛的時代。到了乾隆年間，制玉業無論是在規模、工藝還是人才方面，可謂達到了巔峰。

　　現今故宮博物院藏玉3萬多件，一半為乾隆年制，其中精美者全為此時制作。現藏于天津博物館的清代黃玉云紋龍首四耳瓶，就充分體現了乾隆年間玉器的藝術特點

　　清代制玉在繼承明代的基礎上，有極好地發展和創新，特別是乾隆年間玉器制作已達鼎盛之勢。清代玉器選材廣泛，除用白玉、青玉、黃玉、碧玉、墨玉外，兼用翡翠、瑪瑙、水晶、珊瑚、琥珀、碧璽等雕琢玉器，這些質色各異、造型別致的裝飾品，給人以絢麗多彩的感受。

　　乾隆年間的玉器，除原清宮秘藏的大到數十乃至數千公斤重的玉山，小到玲瓏剔透、精美絕倫的各種陳設觀賞品、實用器皿、裝飾玉及文房用品外，流散在國內外各大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者手中的精美玉器也是數量可觀。

　　現今故宮博物院藏玉3萬多件，一半為乾隆年制，其中精美者全為此時制作。現藏于天津博物館的清黃玉云紋龍首四耳瓶，就充分體現了乾隆年間玉器的藝術特點。

　　這件玉瓶高18.5厘米、寬9.1厘米、口徑5.3厘米，用上等的新疆黃玉制成，質地溫潤。據天津博物館器物部副研究員曹平介紹：“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由于黃玉極少，因此這種材料也受到皇家看重。”

　　曹平告訴記者，這件清代黃玉云紋龍首四耳瓶玉質優良、器型規整、造型大氣、做工精細，是為乾隆年間玉器中的精品。具體說來，此件玉器頸部鏤雕四云紋耳，瓶身陰線刻細云紋，底座前部為圓雕龍首，圓形凸眼、如意頭鼻，氣勢恢宏。它的用料色質極為純潤，十分難得，而且造型新奇，可謂清代用玉之嬌美者。

　　無論是古玉還是新玉，乾隆皇帝都很喜歡，他本人對于玉器有著很高的鑒賞水平。清代宮廷畫師曾為乾隆皇帝創作過一張《弘歷鑒古圖》，真實地刻畫了乾隆皇帝鑒賞古玉的情景

　　玉瓶的造型，在清代玉器中較為常見，屬于陳設觀賞器。對于這件玉瓶，曹平說：“其上的龍首造型，非普通人所能享用，因此當年應為宮廷內院或是皇親貴胄室內的陳設用品。”

　　說到中國歷史上“愛玉”的皇帝，恐怕非乾隆皇帝莫屬，他可謂是不折不扣的一名“玉石控”。乾隆皇帝為兒子起的名字都是以“玉”字為偏旁，如永璜、永璉、永璋、永珹、永琪等，足見其對玉的鐘愛。

　　對于乾隆皇帝來說，玉器并不僅僅是一種裝飾品，還是他的把玩之物。空閑時候，乾隆皇帝會把這些古玉拿出來擦拭、撫摸。同時，乾隆皇帝受傳統漢文化影響很深，能認識到玉器是傳統文化的精髓。《詩經》中有“謙謙君子，溫婉如玉”之說；漢代許慎說“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乾隆皇帝的愛玉之情，也受到“君子如玉”的傳統觀念浸潤。

　　無論是古玉還是新玉，乾隆皇帝都很喜歡，他本人對于玉器有著很高的鑒賞水平。當時，乾隆皇帝最愛的珍貴玉器，往往被收藏在叫“百什件”的盒子里，“百什件”共分9層，抽屜中有每件玉器專用的小格子。清代宮廷畫師曾為乾隆皇帝創作過一張《弘歷鑒古圖》，真實地刻畫了乾隆皇帝鑒賞古玉的情景。

　　對于喜愛的玉器，乾隆皇帝常常會題詩吟詠，或表示自己鑒賞時愉快的心情，或對古人工藝加以贊嘆，或對其用途略加考證。據不完全統計，乾隆皇帝的御制詩中，有詠玉詩近800首，僅現存的《御制谷璧詩冊》中，就收錄了其在乾隆辛巳年至庚戌年所作的詠嘆玉谷璧詩54首，這些詩都體現了他對玉器的喜愛。

　　對于乾隆皇帝來說，親自指導玉器的生產制作，仍舊不能表達他對玉器的迷戀之情，因此他還關心古玉的鑒定考證，把自己的品評意見寫成詩文，命玉工刻在古玉之上

　　好的玉器不僅需要好料，做工也是極為重要的，為了能讓造辦處生產的玉器符合自己苛刻的審美品位，乾隆皇帝對于宮廷玉器制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曾親自過問造辦處“玉作”的人員構成、工匠的選派及其技術情況。制作重要的器物時，他會對畫稿、蠟樣以及最后的裝飾、擺設等一一審查，親自指示。

　　乾隆四十六年，制作《大禹治水圖》玉山的石料運到后，他令畫師依古人《大禹治水圖》稿本，畫正、背、左、右四張紙樣，御覽后令畫師照圖樣在玉材上臨畫，并做成蠟樣，經御覽再交兩淮鹽政圖明阿按照蠟樣做法、紙樣大小制作，并要求圖明阿：“座子照玉形配做鑄料銅座，其大玉山所畫鉆心，照依大小并照紙樣所貼深淺尺寸數目打取鉆心，俟打得時，即送京呈覽。”

　　《大禹治水圖》玉山制成后，他又下旨指明安設地點和刻款工匠，將他親筆題名的“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及題詩，以及他最得意的兩方印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刻于玉山背面。

　　乾隆還親自過問玉器的生產過程，并制定對玉工的懲罰辦法，輕則扣除薪俸，重則降職、革職、體罰或監禁。乾隆十二年，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所畫漢玉熊佩配上座樣，交太監胡世杰呈覽，乾隆皇帝下旨道：“此熊佩的座樣如何畫不來？是什么畫匠！著海望將畫匠重責四十板。欽此。”

　　就這樣，在乾隆皇帝的嚴厲督導之下，這一時期的玉器制作進入了一個精品輩出的時期。就拿天津博物館館藏的這件黃玉云紋龍首四耳瓶來說，據曹平介紹，其龍的形象采用的是浮雕技法，瓶底座后部陰線刻翻卷云紋，整個造型仿佛龍頭穿云而出，龍尾似掩映在密云之中，不禁令人驚嘆工匠的想象力以及技藝水平。

　　對于乾隆皇帝來說，親自指導玉器的生產制作，仍舊不能表達他對玉器的迷戀之情，因此他還關心古玉的鑒定考證，把自己的品評意見寫成詩文，命玉工刻在古玉之上。

　　在故宮博物院的玉器中，這樣的古玉比比皆是。如在一件本是光素無紋的新石器時代大玉璧上，乾隆命人將自己寫的詩，以楷、行、隸、草、篆五種字體鐫刻其上，后面再刻上年款以及“幾暇怡情”“得佳趣”二印。從這兩方印文中，可以讀出乾隆皇帝在考證玉璧時的怡然心情。

　　這些鐫刻在玉璧上的詩文，是乾隆皇帝愛玉心情的釋放，更是他懷古心情和對古玉崇敬之情的一種表達，體現了他對于玉石精神內涵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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